8个月前的2007年12月，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由此被推向“两型社会”建设的最前端。
近日记者在武汉作了一番采访之后发现，“两型社会”抽象的概念开始在这里具体化，而且由此聚合起新的发展能量。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日前接受瞭望周刊社总编辑兼《瞭望》新闻周刊总编辑姬斌访问时的谈话，也正是从对“两型社会”的理解、“‘两型社会’试验区”如何操作等问题切入的，并带出了一个“武汉要通过7～8年的努力，进入GDP万亿元城市俱乐部”的消息。这不仅让人感到了这里进行的“两型社会”建设试验有别于其他试验区之处，也让人感到一个支撑中部崛起的新极地带正在被悄悄激活。
世界上还没有“两型社会”的样板城市
《瞭望》：人们关心的是，既然“两型社会”建设已经是“国策”，各地都要落实，为什么还要专门建国家级的试验区呢？
杨松：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两型社会”这个概念提出来后，大家感觉似乎很熟悉，但深究起来又很陌生。严格说起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直接关联，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部分。“两型社会”肯定是在科学发展观总体内涵之内的，但究竟是什么？现在人们都在研究。我曾请教过徐匡迪（中国工程院院长、曾任上海市长）、解振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同志：全世界能不能找出一两个大型城市或中等城市是“两型”城市的样板，让我们来借鉴、学习？他们说，小区、园区、企业有，但中型以上城市能作为样板的，还没有。这等于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
这就是“两型社会”建设要设立试验区的一个原因，也是与目前国家批准的其他改革试验区的最大不同。
省委省政府提出要让武汉市在“两型社会”建设上先行先试。试验的一个目标就是，以武汉市为主体，发挥武汉在城市圈中的龙头和辐射作用，同时增强武汉城市圈内“1+8”城市在产业、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关联度，通过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别。如果武汉不发挥龙头作用，武汉城市圈的“两型社会”建设就活不起来。但究竟怎么试、怎么下手，确实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两型社会”试验区拿来的不是“烫手的山芋”
《瞭望》：过去，一些地方争做试验区，至少也包含了赢得政策先机、争得更多项目等目的。“两型社会”建设提出的资源、环境目标，实际上是刚性约束条件，那么对于寻求再崛起的中部城市来说，能说是一种机遇吗？
杨松：确实，“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能寄望中央给予很多优惠政策和投资项目，发展要求却大大提高了。在这种条件下，不少人认为，搞这个试验区不是抓住机遇，反而是拿来了一块“烫手的山芋”。有一段时间，一些同志一提“两型社会”，就觉得约束条件太多、抑制发展。
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两型社会”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所以“两型社会”建设的第一要义同样是发展。如果把发展抛掉，就谈不上“两型社会”建设。但发展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而是新型的发展。“两型社会”建设要解决的正是怎样实现科学发展的问题。赋予武汉城市圈试验区的职责，等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破解全新发展课题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赢得的是解决科学发展路径、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先机。试验的价值就在于不断地探索、创新、突破。这是给我们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最大政策。当然，改革什么、如何综合、怎样配套，都要在实践中创新，在探索中突破，在突破中前进。
《瞭望》：那么，在“两型社会”建设试验中，这样的新型发展先机，怎样让人看得见、摸得着、抓得住呢？
杨松：我刚才说过，“两型社会”建设既然是根据科学发展观提出来的，第一要义当然是发展。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进行试验，目的就是要我们为全国建设“两型社会”提供示范，探索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
武汉市“十一五规划”中曾提出打造四个千亿元产业，现在我们提出，再增加四个千亿元的产业。这种调整，解决的是整个产业结构的问题，不是简单地解决原有产业的节能降耗问题，是从产业布局、空间布局、城市功能、战略定位等入手。在推进“两型社会”的发展建设上，不从高处大处着眼是不行的。
对过去发展中遇到的那些具体问题，肯定要高度重视，但局限于那些问题，也肯定是不够的。武汉原来的四个支柱产业，钢铁、汽车、石化、电子信息，是多年积累的产业特色和今后发展的良好基础。当然，这个结构的重化工业色彩比较明显。根据国家对中部崛起战略的布局和对武汉区域的要求，也根据武汉自身的基础、竞争能力、发展潜力等方面的综合考虑，我们又提出建设先进装备制造、能源环保、创意、现代物流等四个新的千亿元产业，加上8至10个百亿元以上产业，进而形成我们构建“两型社会”发展的产业基础。我们的目标是力争通过7～8年的努力，使武汉进入年GDP万亿元俱乐部。
“两型社会”建设是个大概念，一定要找到一个抓手
《瞭望》：武汉是把循环经济作为“两型社会”建设突破口的，这种选择的原因是什么呢？
杨松：“两型社会”是个大的概念，一定要找到一个抓手才行。最容易入手的就是循环经济。这在国内国外都有成功的做法。
从理论上来看，循环经济是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关于发展循环经济与建设“两型社会”的关系，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国家的重要文件中也有明确的表述，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基本途径。
我们的这一思路，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指导。有关领导同志在湖北视察时，明确提出“两型社会”建设要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突破口。
经过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在今年4月全市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工作会议上，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
《瞭望》：在一些人的概念中循环经济不过是一种废物利用的方式，并没有觉得对一个城市的整体发展有太大的价值，因此，尽管政府大力倡导，但小视循环经济的言行依然普遍存在。不知您如何看待循环经济的价值？
杨松：其实还是对循环经济没有认识。循环经济到底有多大价值、多大效益？我说，可能是无法用数学能简单计算出来的。比如产业链的大循环，最近我在青山区调研时发现，武石化、武钢，船舶制造、工业建材之间就可以形成一个产业循环链，高炉废渣可以作为建材工业原料，电厂的粉煤灰可以进入水泥生产，武钢的余热可以给武石化用，等等。这样产业间就循环起来了，可以节约能源资源，又利于环保。
随着未来的科技进步和政策完善，循环经济的开发价值会更大。“两型社会”建设必然包括循环经济，但循环经济还不能涵盖“两型社会”建设的全部，它只是个抓手和突破口，不能说循环经济搞起来，“两型社会”建设就搞好了。
我们已制定了《武汉市发展循环经济专项实施方案》，在目标任务方面，重点抓住生产和消费两个领域，建立企业、生态工业园、区域和全社会这三个层次的循环，突出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废弃物分类回收与资源综合利用、产业生态化等四个重点，紧盯冶金、化工、建材、电力、汽车等五大行业。我们把这些工作统称为循环经济“2345”工程。项目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全市建立了循环经济重大项目库，基本涵盖工农业生产各个领域，收录项目678个，总投资1342亿元，项目库实行网络动态管理，定期更新，加快推进。
此外，我们还将深入推进东西湖、青山两个国家级循环经济园区示范试点工作，着手启动市级循环经济试点，在钢铁、有色、化工、汽车制造等重点行业树立一批循环经济发展典型企业。
“两型社会”试验区要率先进行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试验
《瞭望》：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多次听干部群众说，您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思想解放对武汉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这是不是对推进搞好“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紧迫性？
杨松：改革开放之初，武汉的综合实力排在全国城市的第四位，与广州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现在武汉的生产总值、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已不到广州的一半。武汉与国内先进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差距，表面上看是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思想观念上的差距。相比之下，我们还缺乏立足世界的眼光，缺乏争创一流的胆识，缺乏开拓创新的魄力，缺乏攻坚克难的勇气。
“两型社会”综改试验，武汉拿到的是先行先试权，不能期待中央给很多优惠政策、资金和项目。某种意义上讲，先行先试权就是能突破现有政策框架的权限，这比给资金、上项目、分指标的特殊优惠政策更重要、更管用。只有结合中央的授权与自己的敢闯敢试，以创新促创造，以开拓促开发，才能走出“两型社会”建设的新路。
《瞭望》：您认为有哪些问题须突破？
杨松：突破的重点是影响“两型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武汉要力争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
首先是行政体制要改革，否则，“两型社会”很难推进。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武汉市青山区的例子，一些大企业和行业内部本来可以形成一个产业链，但真正要实现主动的、良性的、有效的循环，必须突破现有财税政策的一些障碍。“两型社会”的建设就是要建立鼓励企业形成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的体制和政策。
其次，从布局的宏观制度层面进行创新。“两型社会”概念很大，它包括人的生产和生活。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来湖北曾视察过武汉青山的一个节能环保的示范小区。前一段我去看了，发现这是个建设部的建筑节能样板小区，成本、物业，这个小区都并不比别的小区高，群众生活也很方便，但为什么没推广呢？因为，这些好的东西都还没有变成统一执行的设计标准。我就提出，从现在开始起，我们的建设部门要研究推出武汉市的建筑标准，要全部按照节能环保的要求。现在城市建筑耗能在整个城市耗能中占到30%，有的城市占到了50%以上，是耗能大户啊！
这些是大的方面，小的方面同样需要创新思维。比如，旧电池回收，搞了很多回收箱，效果并不太好，能不能变成小朋友往箱子里扔几节废电池换一块口香糖？把污染处理问题变成一种交易行为，这就涉及到现在的定价问题。再比如，垃圾分类也用不着让居民去做，居民也很难做到。“拾垃圾大军”实际上正在实施这种“专业分拣”，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市场条件下自然形成的分工。这些细小的环节，一研究透，就可以由政府提倡、规范、推动，做起来。
“两型社会”建设与解决民生问题不是两张皮
《瞭望》：您说到要将实践证明是好的东西变成好的标准，“两型社会”试验区似乎也是在探索一种“两型社会”建设的标准。您认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改革试验的成功与否呢？
杨松：“两型社会”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没有成功的模式可以借鉴，从总体上讲，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说是一项长期工作。
从近期讲，以武汉自身看，至少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改革试验才算得上是有所突破：
一是循环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下，万元GDP能耗持续下降，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较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二是符合“两型社会”建设要求的体制机制基本确立，包括法制规范、行业标准、政策支持、激励和约束制度、监督管理，实现企业自主自觉地按照“两型”要求开展生产。
三是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科学技术得到广泛、充分的应用，并形成了有利于这些技术研发的科技创新体系。
四是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的制度创新，形成了一批示范工程，能够为全国提供借鉴。
五是环境友好型理念在全社会全面树立，绿色消费观念深入人心，形成全社会参与和支持“两型社会”建设的良好氛围。
我要特别强调，“两型社会”建设，必须始终围绕解决民生问题来展开，而不是两张皮，不仅要使市民成为“两型社会”建设的参与者、支持者，更要成为受益者。每个群众从自己每一年生活收入的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生活环境的不断美化优化中，实实在在感受到“两型社会”建设的好处，这样市民就会成为更加主动的建设者。这是最重要的标准。
最近我们提出要建立民生发展指标体系。现在，涉及到民生的指标很多，但没有归拢到一块，没有规范。每一年要拿科学的指标来考核工作。GDP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武汉刚开始提出万亿元GDP的目标时，有人觉得是否不合时宜？是否还在追求单纯的增长速度？但实际上内涵已经不同。选择GDP作为一个基本的考核指标，我们也知道它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没有更好的指标来替代它，就像足球比赛一样，人人认为最后决胜负的互射点球不太合理，但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道理都是相通的。
